赵文
《临高启明》连续创作至今历史已有十年，更新至七卷，现有篇幅近万字，参与讨论，提供有关情节、技术、历史支持的线下“参与众”要超过“五百二十一位穿越者”人数，执笔人“吹牛者”通过对参与众（其中不少人认领了文中角色）的资料提供、论坛讨论、同人文创作进行选择整理，主导着《临高启明》的创作主笔权。
《临高启明》的创作机制的集团性，使这部书很难用一种现有的文体标准去衡量，而线下参与众与文中“穿越众”意志、认识和观念上的高度重合性，也使这部书很难被一般的“工业党小说”“种田文”“新权威主义意识形态”这类单一形态的判断所概括。“临高集团”穿越众成分构成复杂，“理、工、医、农”出身的人在数量上固然占相当比例，但以“教育、文史、法学”为专业背景的也不乏其人，还有颇具影响力的“北美”“欧裔”穿越者，甚至还有退伍军人和PLA前高级将官。他们的聚合，必然会在情节走向上造成观念的矛盾冲突——“临高集团”内部的意识形态争论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
这些各有穿越动机、在“原位面”中具有不同社会背景、不同心理预期、不同胸襟抱负、人生规划和业务技能的穿越众“盘踞”海岛，更像是《水浒传》中“山头”众多、关系盘根错节的“一百零八将”聚义梁山泊。然而，“临高集团”做的不是替天行道的事业，而是建立以现代重工业为基础保障的一个“国家”体系，“临高集团”的“路线斗争”因而也不是“打天下坐龙庭”和“作乱为招安”的冲突，而是在既成权力运作机制与实际建设过程中，不同的“巩固、调整、提高”的方针政策之争。
在这个意义上说，《临高启明》又有些像年前问世的《鲁滨逊漂流记》，后者也是以新的技术、新的观念，在另类空间中擘画、建设一个新的力量体系，也就是说，《临高启明》也是某种“乌托邦寓言”。但细审之下，《临高启明》与《鲁滨逊漂流记》的差异远远大于表面上的相同。《鲁滨逊漂流记》作为已经有近年发展的近代“乌托邦”话语的历史总结、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作为资本主义大规模扩展的预告，带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和早期资本主义的观念烙印。这部现代早期乌托邦叙事的情节广为人知，鲁滨逊漂流到无名海岛上，生活28年，依靠带去的生产资料、文明社会的技术建立属于自己的“领地”，前15年在隔绝中建设领地，后13年利用枪炮征服岛屿，最终返回英伦。在全书的最后部分还附上了清教徒意味浓厚的沉思性的道德教谕。
从观念形态上来说，鲁滨逊的故事，显然是通过“重农主义”框架下的自然法权意识形态这一统一视角来进行叙事的，主人公同外部世界、同自身、同“土著”的关系被简化、压缩到了纯粹的、平滑的乌托邦平面——现代早期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喜剧性的自我写照。
说《临高启明》在年后延续了“建设—征服—扩张”这一叙事框架虽不无道理，但更应该看到的是，“临高集团”的行动意愿，不再是伪装成“自然正确”的被动偶然，而是长期准备、广泛动员、精心培训、计划有素的“必然性”实践，“临高集团”的活动空间不再是海中一隅，而是立足海岛控御海陆，“据临高而启明朝”。“临高集团”的建设与拓殖以更真实的历史合理性表现为不可分割的行动有机整体，“临高集团”的“新世界”不是白纸一张的海外荒野，而是自己先辈的历史空间。
“临高”叙事对“时间”起点的选择因而绝非偶然：年，明崇祯元年。这一年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是晚明四伏的隐患转为明显症状的一年。至年，“魏忠贤逆案”最终尘埃落定，崇祯帝试图拨乱反正整理河山，但长期积弊又加天灾，西北大饥，饿殍填于沟壑，死者遍相枕藉，饥民遂相聚为“盗”，官军边兵时有哗变，而此前的白水王二义军、府谷王嘉胤义军、安塞高迎祥义军也由此获得了更多的兵源，崇祯即位后，陕境农民义军已有一百余部，呈燎原之势，不断壮大扩张，成为压垮明政权的一股主要力量。
此时东北边患日愈加吃紧，此年距辽东失陷、松锦溃败、女真政权迁都沈阳不过三年，距皇太极继汗位仅两年——在这两年里，皇太极渐次革除“八王共治”体制弊端、整理旗务、合盟蒙古，至年设立“文馆”，建成基本内阁，崇祯二年十月，举兵数十万，从龙井关、大安口进入河北境内，兵临北京城下。袁崇焕“救驾”得复起，任兵部尚书，都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镇宁远，誓“五年平辽”。不久后，袁崇焕杀皮岛守将毛文龙，逾三月，皇太极再次举兵绕道，由长城喜峰口入关，破遵化，再次兵临京师，崇祯又为后金和魏忠贤余党反间谣言所惑，缚袁崇焕下诏狱，定谳处磔刑。而毛文龙之死又极大地动摇了东江、登莱地区防务，使东江旧部“心渐携，益不可用”“致有叛去者”，为东江将领孔有德在一年之后发动“吴桥兵变”、合兵耿仲明、李九成引发山东半岛渤海地区的“登莱之乱”埋下了伏笔。
年至年，在明王朝的诸多危机中，还有一个权力运行机制本身的危机。在阉党、内阁和东林的势力均势被打破之后，政治权力的渗透力、执行力和约束力被实质性地削弱，官场贪腐更甚，军事组织能力更弱，征粮筹饷益难，农民义军流寓就食，后金武装压境叩关，各阶级间的矛盾在愈加尖锐的对抗中汇合成一个巨大的力场，一旦冲破某个阈值，明王朝的大厦顷刻朽坏。
将视角转换到世界历史，我们同样会看到年至年正是近代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发展中一个不平凡的时间节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领跑者葡萄牙、西班牙人的霸权正在被更具实力的荷兰人所取代，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印度、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群岛驱逐了葡萄牙人，垄断了东方香料贸易，以巴达维亚为据点展开的半贩运半海盗“业务”如日中天，势力已然侵入中国南海——半个世纪前葡萄牙人就在明政府默许下占据澳门，而至崇祯二年，荷兰人驻台湾的所谓“长官”已历三届，欧洲资本主义商会组织以广州、澳门、厦门、长崎（日本）、大员（即后来的台湾“热兰遮城”）为商贸据点垄断中国商品的出口贸易。
这一时期，由闽粤，至于日本、琉球、吕宋一带海域，频繁航行着欧洲商船和中国海盗、马来海盗的船只，但主导权已经逐步为巴达维亚的荷兰人所掌握——南洋的龙涎香、安息香、樟脑、胡椒、肉桂、肉豆蔻控制在他们手中，中国的生丝、纱绢、蔗糖、茶叶、生铁被他们吃进，欧洲和美洲的白银也都经由巴达维亚欧洲殖民者的钱袋泄入中国，进而使他们获得了对明朝的实际货币控制权。但也正是在西、荷人控扼马来半岛、马六甲海峡，“交通中西、汇通天下”之际，自年开始，美洲白银供给大幅度下降，世界范围内白银短缺，白银资本的危机最终造成世界近代经济体系的“通货危机”，以致引发年以后明代社会“通货紧缩”“百物腾贵”的局面，给大明的朽溃加上了又一根致命的稻草。
“五百众”穿越所至的这个时间点的明朝，绝不是“现实位面”17世纪资本主义发轫期乌托邦叙事凭空想象的“自然状态”，对后者来说，想象的“自然状态”是道德建设、人性改造、理想社会建构、资产阶级自我观念投射的一个封闭的、理想的思想实验空间。因此，对“现实位面”的资产阶级乌托邦叙事来说，其逻辑终点只能是对“自然法”“自然权利”的政治观、工业生产技术观和社群主义伦理观等抽象元素的组合，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想象性规划是那种资产阶级乌托邦的最高历史表现形式。
而“临高”叙事的穿越时间点选择本身就拒绝了一切“自然状态”的可能性。“五百众”所进入的“新位面”，完全是多重的、复杂的社会危机熔焊在一起的空间，在其中，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对抗、经济对抗、军事对抗、阶级对抗、朝贡体系与殖民体系冲突，游牧文明、海洋文明与土地文明的历史斗争构成了一个纷繁驳杂的力场。
“穿越众”作为一股携带着21世纪科学技术、工业设备、组织观念、政治意识的新力量进入这个力场，利用已知的历史“情节”，发挥这支新力量的“主导”作用，对各种既有力量进行利用和集束。他们在自己立足的“边区”进行“土地所有制和农业税收方式改革”，在广州和澳门“抢先”做了葡萄牙、西班牙人做的贸易垄断，让“十三行”提前两个世纪出现在中国南部港口城市，他们比耶稣会士更善于利用现代轻工业制品结交明朝官员，在闽粤、南海打击、分化、重组中国海盗势力，建立“济州—登莱—闽粤—海南”经济带，打通通向印度洋的航线，提前多年在上海成立招商局……这一切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乌托邦叙事所能涵容。
当然，当代中文网络小说中，不乏继承这种乌托邦叙事的小说，它们要么是把中国古代想象成为简单、素朴的田园牧歌的社会环境，要么是穿越到未开发状态的美洲，为的只是让单个的或集体的“英雄”一路凯歌的“打怪升级”建立自己的“王国”。但《临高启明》显然不是。
